面对网瘾政府监管如何走出困境

执法人员将两家隐藏在小卖部和刀削面馆内的黑网吧的电脑暂扣。

沉湎于网络游戏之中不能自拔的孩子，被他们的父母形容为“恶鬼”：他们掏空了家中的积
蓄，拆散了好好的家庭，甚至逼迫不给自己钱的父母去死……为了把他们从虚幻中拉回现实，网瘾少年的父母想尽办法“骗”他们到专业戒除网瘾机构去治疗，即便是这样，仍有30%的孩子回到家里又重陷网络。专家说，治疗只是一条思路，另一条思路在于整个社会的“大预防”。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眼前的“景象”还是令记者惊心：

　　2月24日下午3时许，记者跟随网瘾少年肖晓(化名)的父亲来到肖晓经常光顾的这家网吧。十几个半大小子正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脑屏幕，他们紧裹着的大衣边缘露出的明显是学校校服，他们玩的都是诸如魔兽世界、征途、魔兽争霸等流行网游。有几个人指间还夹着香烟，时不时“潇洒”地吸上一口，然后狠狠地吹到屏幕上，在虚拟的游戏世界里和网吧浑浊的空气中，品味着属于他们自己的“快乐”。

　　肖晓的父亲告诉记者，孩子在网游里的满足感，都得靠砸钱或者砸时间，像肖晓这样没有经济收入的学生，在网吧一个月较少要花掉两三百元。就因为没有给他钱，肖晓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回家了。

　　这时，一个学生模样的人来上网。管理员什么也没问，只是在他进门时让他输入一个身份证号，就什么也不管了。“每次肖晓来这里上网，其实输的都是我的身份证号，但并没有人验证号码是不是本人的。这让像他一样的学生来网吧上网变得很容易。”肖晓的父亲说。

　　这个面容憔悴的中年人无奈地对记者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有关管理部门推出的网络实名制、开发的防沉迷系统，执行起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记者调查发现，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角力”经常上演：

　　面对网络成瘾问题，有关部门经常推出新措施；而面对这些措施，一些网游开发者和网吧经营者为了经营利益、一些青少年为了继续找寻网络中的“成就感”，马上就会找出“破解”方法，而后一如既往。

权威数字触目惊心　网瘾少年相对数减少绝对数增加

　　据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发布的《中国青少年网瘾数据报告(2005)》和《中国青少年网瘾数据报告(2022)》显示，2022年，我国网瘾青少年比例约为9.72%，相对于2005年13.2%的比例，相对数量在减少，但绝对数量则有所增加。

　　“下降是好事，但是我并不乐观。”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网络教育专家陶宏开说，3年前，网民的总数只是1.1亿而非现在的1.63亿。“在基数上升这个总趋势下，只下降区区几个百分点，实在不能说明网瘾形势有所好转”。

　　“就我自己亲身感受到的情况而论，我也不乐观。”陶宏开说，因为，这一两年来，向他求助的家长数量，一点也没有减少，常常是一个家长带起周围的一大片，数量反而是越来越多。

　　陶宏开认为，一些地方出台的措施在尽可能逃避责任、淡化恶劣现实，这样也在一定程度上模糊、遮盖了网瘾问题的严重性。“比如，一些网瘾少年的家长向我反映，他们孩子所在的中学都新出了政策，凡是孩子有网瘾的，不收！孩子本来都有受教育的权利，现在这些学校却把教育的责任推给了家长，而这些不能进入学校、只能隐没在家中的网瘾孩子是很难进入调查者视线的，这个数量怎么统计？如果把这部分孩子算进去，还能算‘比例下降’吗？我看很难。”

　　陶宏开说：“现在我国究竟有多少网瘾青少年？我很难统计，因为判断标准不同、统计机构不同。”

　　网络在为我们提供便捷服务的同时，也给我们的孩子带来了灾难。记者了解到，就在几天前，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公布了他们的一项调查结果：在这家法院2022年审理的15件涉及网络犯罪的案件中，未成年人参与犯罪的有13件，占所调查案件的86.67%，其中有9件发生在网吧，占69.23%。

下游清污多于源头治理　某些措施治标不治本难免“走过场”

　　据了解，目前，国内帮助青少年摆脱网瘾的措施主要有两个：一是依据2002年11月15日实施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对未成年人较常去的上网场所DDD网吧进行规范管理；一是2022年7月正式实施的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

　　据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项目部主任邵德海介绍，《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的出台有其深刻的大背景。

　　当时正处于互联网大发展的阶段，聊天和玩网络游戏作为全新的娱乐和交友方式，对喜欢标新立异的青少年吸引力巨大；当时家庭宽带发展还远远未成气候，网吧以费用低廉、上网方便的优势迅速成为青少年首选的娱乐场所；社会转型期带给青少年的巨大压力和由此引发的焦虑、被排斥等心理，也是导致青少年通过聊天交友和在网络游戏里建功立业来证实自己的价值、重获自信和被认同的重要渠道；一些网吧业主只追逐经济利益、不顾青少年身心健康，则较终导致了网瘾的迅速扩大并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危害，激起了广大家长强烈的反对，反对的矛头不仅限于网吧，甚至指向了互联网产业。而当时的网民才4580万，政策影响力还比较弱。这一切，使得政府主管部门不得不当机立断迅速出台了《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以严格的法律条款打击不法网吧经营业主，这一措施在当时确实有效减少了网瘾的发生。

　　此后，各地整治网吧行动此起彼伏，去年，多达14个部委联合出台了进一步加强网吧及网络游戏管理工作的规定，要求对未实施限时营业的网吧，在每天0时至8时暂停其互联网接入服务。

　　然而，在具体操作中，一些整治措施却成了例行公事，甚至是走过场。

　　“就像河流受到了污染，我们是在下游清污还是应该去掉污染源呢？我认为，这些措施就只是在下游清污，属于治标不治本，只是一种无奈的应付之举，可行性、科学性都有待观察。”陶宏开说。

　　陶宏开认为，既然不是治本的措施，变成走过场也是情理之中；而且在许多地方，网吧已经沦为当地黑恶势力的代表，“未成年人不得入内”的警示也成了空文，措施不起作用，也就在所难免。

　　记者了解到，去年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推行的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希望通过注册、验证、查询系统锁定未成年人身份，但这一系统对一些“小玩家”影响并不大。

　　这一系统推出不久，防沉迷全攻略便开始在网上流传，其中介绍的办法大多利用了防沉迷系统的明显漏洞。比如，身份证是真的，是大人用还是小孩用系统辨别不出来；同时注册多个账号，一个账号上满规定时间后，就启用另一个账号继续玩，想玩多久就可以玩多久；另外，在网上还有一种叫“身份证号生成器”的东西，只要填写好省份、城市、性别、出生年月等，就能生成身份证号码，网游厂家的注册系统和公安部门的居民身份系统没有联网，也不可能联网，防沉迷系统无法识破其生成的身份证号。

　　邵德海建议参考越南防沉迷的做法，对全体网游玩家都施以时间限制，或者至少对未成年人玩游戏时间根据节假日和非节假日区别对待。毕竟3小时收益减半、5小时收益归零对于国内很多中小学生的家长来说并不被认可，“连比尔・盖茨夫妇对他们女儿每天玩游戏的时间也只允许在1小时以内。3小时、5小时地连续玩游戏，对成年人来说，感觉也到了健康的尽头。”鉴于目前身份证体系的管理和认证情况，要想对用户加以区分并保证真实性，要想避免未成年人使用成年人身份证登记的情况，简直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因此还不如顺势对所有用户都施以时间限制。”

监管如何走出困境　治理措施与时俱进方能发挥功效

　　邵德海给记者举了一个城市网吧管理方面的经验。

　　在中央文明办、共青团中央等五部门主办的健康上网大行动表彰大会上，某省会城市文化局领导在介绍网吧管理经验时说，他们也曾为未成年人进入网吧的问题而苦恼，后来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召集全市网吧业主开会，一方面表示要对网吧进行一定范围的松绑，即允许网吧24小时营业，但同时要求所有网吧在晚上10点钟以后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否则强制停业。这一策略实施一个月之后，网吧方面的投诉大幅度减少，一个月的投诉量还不到以前一天的投诉量。

　　“我想，这一管理措施是非常值得借鉴的。法律说‘不’是很容易的，但如果在说‘不’的同时不给巨大需求以合理宣泄的渠道，禁止的理由又不让人信服，则法律只能流于形式，甚至变质。”邵德海说。

　　“目前，我国网民已经达到2.1亿人，网络已经被主流社会所接受，人们对网络也因为了解而学会了正确对待和自我控制。”邵德海认为，《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也很有必要与时俱进，做出相应调整了。他建议，可以有条件地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网吧。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有足够依据的。”邵德海说，首先，中小学生有巨大的上网需求，这也包含着信息时代发展的必要性，这一需求如果不是以疏导的方式满足，则只能导致他们去黑网吧等更加危险的地方去寻求满足；其次，尽管中国经济在迅猛发展，还是存在大量不宽裕的家庭买不起电脑、装不起宽带，我们不能只为了管理的便捷，就人为制造更大的数字鸿沟。

　　“还有一点就是，中小学生进入网吧的上网行为，如听音乐、看电影、聊天、玩游戏等，本质上不是违法行为，也不是一定就会造成身心损害的行为，我们要管理的是不能让他们上网持续时间过长、不能太晚，以免影响身体和学业。”邵德海认为，“一刀切”的结果是，让大部分能控制住自己上网行为的中学生无所适从，同时妖魔化了网吧。

　　“由于前两点导致中小学生进入网吧的不可避免性，导致少数不良执法部门将条例当作了罚款赚钱的法宝，降低了条例的权威性和有效性。越是不发达的地区越是如此，即使发达地区也有不发达区域，也就很容易滋生这类不良现象。”邵德海建议，做好网吧内容的管理，要逐步推动网络内容分级工作，从源头上保证网吧内容的健康性；做好网吧制度的管理，要有效管理未成年人的上网时间。

　　邵德海说：“从我跟踪开展近3年的帮助未成年人戒除网瘾的经验来看，一个未成年人如果沉迷于网吧，背后一般都有着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失败的影子，甚至他们是离家出走才到网吧的，这时候给他们提供一个精神上暂时获得解脱的地方是非常重要的，至少使他们不至走向自杀或犯罪等更坏的极端。而此时，不是让网吧业主简单地将他们一推了之，而是及时联系社会救助机构参与其中，帮助沉迷网络的青少年解决诱因、摆脱网瘾，才是一个治本的做法。”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发展研究院院长陆士桢建议，构建网络问题举报制、快速干预机制、综合处置机制和长效机制，使青少年网瘾问题有人管、有部门管，解决现在出了问题只是家长孤军奋战、有病乱投医的状况。可以由政府出资，通过招标方式，在社区建立相关青少年服务机构，将青少年社会工作者引入社区。

　　陆士桢说，网络社会存在大量的虚拟组织，有社交类、消费类、职业类、娱乐类、学术类等等。据调查，有上网经历的青少年当中，18.8%的人参加过各种类型的网络组织。网龄越长的人，参加组织的可能性越大。随着网络覆盖面的扩大，这个比例会越来越高。网络组织既有健康的、利于青少年发展的类型，也有不健康的、不利于青少年成长的类型。它们基本游离于有效管理之外，处于无规范的运行状态，对现实社会中合法的、健康的组织形成一定程度的冲击。